|
2002年9月04日19:22
编者按：我们郑重地推出本报特约评论员张路先生这篇宏论中国足球出路的力作，并选择在甲级俱乐部老总们正在上海召开号称足球界“APEC”峰会的时候。
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走一遭后，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因此中国整个足球界开始了反思行动，为中国足球寻找出路，对症下药。作为中国足球业内资深人士，从事足球几十年的张路先生同样也在思索着中国足球的出路，在中国足球几十年的发展中，张路先生扮演过多种角色，他曾是参与者，也曾是管理者，还是观察家。他用不同的视角去打量中国足球，形成自己对中国足球独到的见解。这篇力作中所阐述的观点正是他的见解的核心。我们不敢说这是一个相当完善和成熟的见解，但绝对是在对旧有的体制和现今的体制进行综合的分析比较进而扬弃才得出的一个有分量的见解，因此它理应获得业内人士的重视。
前一段在反思大讨论中，有人提出了“举国体制”这一命题，令笔者大受启发，但不知为何没有更深入地研讨下去，这是个遗憾。
其实，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的制胜法宝。回想十多年前，中国的国力还相当落后，但我们的体育健儿却在奥林匹克赛场上力压列强，杀入第一集团，我们靠的是什么？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中国的许多优势项目如乒乓球、跳水、羽毛球、体操等能长盛不衰，靠的也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60年代前期，中国足球也曾享受过一段“举国”的待遇，而且就是那一段美好时光造就了中国足球一个较为辉煌的时期。后来，由于十年浩劫的冲击，由于我们自身的失误，也由于三大球在奥运战略中地位的下降，中国足球越来越不争气，终于沦落到“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步，不但没有了“举国”的待遇，连一口“皇粮”也吃不上了。八年前的足球改革就如同当年大清皇帝停了八旗子弟的官俸，让他们自食其力，自谋生路，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
这些年来，中国足球靠着职业化的改革，没要国家一分钱，不但没有冻饿而死，还活得越来越富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攻击职业化，说职业化只是让球员挣足了钱，却没能使中国足球水平得到提高，我认为这并不客观，也不公平。现在的中国甲A联赛水平远高于职业化改革之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职业化改革，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但不会提高，还有可能更加衰退。
但是，仅靠职业化解决不了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主体是各职业俱乐部，但以中国各职业俱乐部的经济实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与世界先进足球国家对比还有着十分巨大的差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世界级球星如里瓦尔多、菲戈之流个人的转会费就相当于中国甲A15个俱乐部一年的经费。如此巨大的差距仅靠区区几个职业俱乐部的力量是难以弥补的。
所以我们说，如果真想让中国足球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依靠举国体制。
何谓“举国体制”？笔者理解，就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这里所说的“各级政府”不仅仅是指代表政府管理体育事务的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还包括政府中所有非体育的但与体育有关的部门。如果真是用这样一种体制来抓足球，对中国足球真是一大幸事！
说到举国体制，足球界有人会反感，害怕会因此而否定职业化，否定足球的十年改革，让中国足球走回头路。这种担心是善意的，但也是没有必要的。
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并不矛盾，二者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涵盖关系。既然是“举国”，则无论政府、企业、社团都在其中，无论职业化、专业化、业余化概莫能外。可以说在足球的举国体制中仍然有职业化的一席之地，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地位。
举国体制并不是要由政府包揽一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代替一切，而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合理地发挥各种不同管理体制的优势，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中国足球所遇到的问题。
例如，在成年足球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国内比赛如甲A、甲B等，其最适合的形式就是职业化，其主要的投资者就是企业。我们不可能想象在这个领域除了职业化还有别的形式。有人提到过让足球回到过去那种完全由政府包办的专业队模式，但这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它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不符，就是从经济上说，你让地方政府一下拿出那么多钱搞足球队，纳税人也不会同意。
但是，在成年足球中还有一大块长期不被人重视，就是普及性的足球活动。足球是一项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健身、娱乐、休闲、交往的项目，而不仅仅是争夺锦标这么一个狭隘的目的。在欧美不少国家，业余足球队遍地都是，业余足球赛多如牛毛。更多的人业余参与了足球活动，更增加了他们对足球的理解和热爱，这也更有利于推动职业足球的发展，推动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
现在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团体甚至社区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球队，自发的群众业余足球比赛也日益兴盛。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各级足协加强对这块工作的重视和领导。我听到许多地方足协一方面抱怨说职业化抢了自己的饭碗，一方面对群众性的足球普及活动又不屑一顾。这种只重视提高不重视普及的片面认识害人不浅。要知道，开展足球普及活动不仅可以对中国和各地区的足球水平提高有潜在的助力，而且也为地方足协拓展了极大的生存空间，我们何乐而不为？实际上，国外地方足协的主要任务不也是在群众普及这方面吗？
说到普及，还有一个重中之重，也是笔者写本文的主要意图所在，那就是少年儿童足球的普及工作。
笔者在此前的两篇长篇反思文章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少年儿童足球的普及工作不顺利是影响中国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问题提出了，但没有给出答案———应当由谁来抓少儿足球的普及？应当怎样抓少儿足球的普及？
笔者在国安俱乐部任总经理时曾经尝试着建立从普及到提高的一个完整体系，把在北京市小学普及足球的工作也纳入职业俱乐部的工作轨道中，但实践证明这非常困难。因为以一个俱乐部的财力和权力，要广泛地覆盖北京市的小学是不现实的。
教育法规定9年义务教育必须完成，文化学习是每一个学龄儿童的首要任务，这就决定了学龄少年儿童的主要活动领域就是学校。要想在少儿中普及足球，离不开学校这个阵地，其主导者必然是教育系统的领导，校长和老师。而足球界人士只能起到在业务上的指导和协助的作用。
过去中国足球一个很大的战略失误就是在小学大抓提高而忽视了普及，而且足球人士们当仁不让地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主角，要求教育系统乃至各学校都来配合这项工作，甚至不惜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让大家都为培养高水平足球运动员服务。这种做法可能因某些校领导和老师的热心支持而在某一时期某一所学校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校办学的宗旨和任务，所以必然是不能推广也不能长久的。中国少儿足球普及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要扭转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被动局面必须从少年儿童(主要是小学阶段)的普及抓起，要抓好小学的普及就必须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和错误观念。
首先是足球界，一定要彻底改变以老大自居，主宰一切，只抓提高，不抓普及的错误观念，把自己真正放在一个配角的位置上。
而教育界也不应当认为抓足球是分外的事。如果抓足球是举国体制的话，(注意举国体制的认可不是足球界或体育界领导所能决定的)，教育界就责无旁贷。
教育界人士会有一种担心———抓足球会不会干扰教学工作的大方向？如果是按过去抓提高的方式搞什么三集中，拔尖子，搞特殊学生，一切为足球让路等等，肯定会影响学校正常工作。但现在我们摒弃了这套东西，换一种思路抓普及，抓足球就会成为学校工作的助力。
思路转换的关键在于，学校抓足球不再是主要为了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而是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是为了配合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学校不应当再为几个所谓尖子球员而占用操场，牺牲同学们的体育课和课外活动，而是动员有兴趣的同学都来参加业余足球活动，以达到强健体魄，陶冶性情，磨练意志，增进团结的目的。
与此相关的工作方式也应当发生转变：学校的足球活动不再是请个好教练整天磨那几个尖子，为参加比赛打好名次而不顾一切地猛练。只要能做到“班班有球队，长年有比赛，操场人常满，出事有人管”就可以了。试想如果全中国有一半的小学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少年儿童的体质发育还用我们担心吗？独生子女的性格和心理发育不健康的问题还那么难解决吗？附带的，足球后备人才不足的难题还是问题吗？
当然，学校抓足球要有经费。如果是举国体制，这笔经费应当由政府从教育经费中列支。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而在我国的教育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似乎一时拿不出这笔钱。但如果按照“举国”的思路去考虑，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中国足球彩票一年上交几十个亿，如果再多开几个彩种，收入还可能大增。我们可以从足彩的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给教育系统作为在小学普及足球活动的专款，这样中国的足球运动受益，教育系统受益，中国足彩也会受益。因为这笔经费的付出不但可能培养出更多的足球人才，也会培养出多得多的潜在的足球爱好者。由此观之，举国体制确实是解决中国足球水平落后这一痼疾的一剂良药，我们衷心地希望有关领导能下决心实行之。足球运动是中国最受群众喜爱和关注的项目，抓好足球可以振民气、扬国威。而从少儿处投资抓好普及则不但有利于提高足球运动水平，而且有利于提高未来中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为此动用举国体制，值得！
|
体育在线 >> 评论 >> 金台茶馆 >> 京华新村(足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