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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6日08:13
河南少年落难乌拉圭追述：活在地狱 被打的头破血流
何水清
昨天是圣诞节。当几乎所有乌拉圭人都沉浸在美妙圣诞的喜悦和温馨中时，有一个河南少年却在前天凄惨地飞离那个正被“圣诞老人”温暖着的国度，落魄地回到圣诞气氛也许并不热烈但有父母和亲人呵护翅膀的祖国，他就是最近被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的“乌拉圭落难中国足球少年”中的一员。昨天，记者在北京见到了24日刚刚乘飞机从乌拉圭回来的16岁河 南少年刘杭鑫和他从年龄上还算年青但面目上已然沧桑的家长。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与刘杭鑫有相似经历的18岁河南少年郭亚民。原本就内向的刘杭鑫在记者甚至母亲面前显得更加不爱说话。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刘杭鑫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默默发呆，只有父母以及前来探望的队友善意的关怀，才能让他露出少有的微笑，但那微笑也是转瞬即止，然后转入更大的沉默。谈起过去，两位少年几乎无言，耽误的青春已一去不返。一位家长说：“这些公司骗我们的钱可以，但欺骗了孩子的前程，天理难容。”听了这话，难免不为之动容。谈起将来，家长更是唏嘘，孩子则眼神迷茫，未来在哪里？刘杭鑫的父亲刘和平痛心的说，原本自己的孩子是个对足球十分痴情的有为少年，可是乌拉圭落难这件事后，他彻底对足球没了信心，孩子这一辈子也许就毁了。
球路起点：两少年天生″追球″
刘杭鑫出生于1987年，据说小名“虎子”的他在刚满一周岁的抓礼仪式上，一眼就挑中了球。在进入父母单位的子弟小学上学后，刘杭鑫二年级时开始接触足球，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他很快就在校队中担任队长，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足球小将。
“我和虎子他爸都是南阳石油二机厂的普通职工，在1993年那阵家里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不到400元钱，而虎子每个星期都要踢坏一双十几元钱的球鞋，再加上足球、球衣以及营养等方面，家中收入的80%都用在了孩子踢球上。”在刘杭鑫初二那年，郑州的一家足球学校来到南阳选择小学员，最终被选中的刘杭鑫独自前往省会郑州。
1985年出生的郭亚民则是郑州生郑州长的地道的郑州小伙子。他的父母郭晓马和冉豹妞对足球有着强烈兴趣?所以在亚民上小学时就为他选择了以少年球员培养为特色的二砂小学，亚民从8岁开始?一直练球到小学毕业考入省体校足球队。
如果没有2001年暑假的一次变故，郭亚民可以顺利的在省体校完成学业，要么被职业队选走，要么中专毕业到小学当体育老师。可是，这时一位薛姓天津籍教练以为天津某队选拔队员的名义把亚民带到天津训练，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薛对郭晓马讲：“亚民的能力被某体院的专家充分肯定，如果能出国留几年学，回来后你就看不上建业了，直接进入甲A的一线队是顺理成章的事”！
转战天津：足校教练“指点迷津”
2000年5月，刘杭鑫在郑州足球学校的带队老师回天津办了一个足球学校，他也动员刘杭鑫和他一起去天津，经过仔细考虑最终刘杭鑫的父母也同意了。不过从郑州到天津这期间，家里已经为刘杭鑫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年的10月份，刘杭鑫父母又从该教练处得知了赴南美集训选拔的消息，最终刘和平一家决定不惜代价也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个教练当时也是为了我们家刘杭鑫好，毕竟对方打得是中国足球希望工程(海南)集训选拔的幌子。”在付出了2万2千元的学费后，刘杭鑫成为了该集训基地中的一员。“海南集训的那段日子，总体上说还算不错，训练也比较正规”刘杭鑫告诉记者，胡里奥.莫瑞诺(米卢的助手)的训练给队员们的感觉都比较轻松，充分体现出了米卢快乐足球的涵义，而这一年的时间也是刘杭鑫从事踢球以来最快乐的时光。
本来就对孩子当个体育老师心有不甘的郭家，很快就受到了薛教练寄来的“海南泛美亚体育管理有限公司足球选拔集训基地集训简介和培训合同书”，而在智利的主教练正是米卢的朋友胡里奥。
2001年9月24日，在薛教练和母亲冉豹妞的带领下，郭亚民来到了泛美亚设在海南省琼山市的选拔基地，“看到来来往往的外国教练、连片绿油油的训练场和生活条件非常好的球员别墅，我们高兴死了。”冉豹妞说。
“但是交钱的时候，基地的人说有一万五千元不能开收据，是推荐费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泛美亚和薛教练之间有猫腻，但基地的足球专家有些是我们听说过的，听了他们对亚民的夸赞，我当时也没把这钱当会事儿了。”冉豹妞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识破骗局。在基地集训了一个来月，孩子就回到了郑州，说是等消息。在基地集训时泛美亚方面曾打来电话告诉郭晓马，孩子入选是肯定的，太优秀了，请家长为了孩子的前程把钱准备好。
海南诱惑?重重光环让他们动心
2001年9月，刘杭鑫被告之他已经通过了选拔测试，现在只需要交种种费用就可以踏上梦想的美洲大陆，随后他家里也收到了赴南美的一纸合同，上面除了表明每年的学费要8万元之外，来回机票也要两万，其他各种两年加起来总共是17万左右。虽然这纸合同上没有明确写明，要赴哪个国家娜家俱乐部。但当时作为代理方的泛美亚体育管理公司在国内声誉正隆。除了在全国知名的体育煤体上大肆做广告外，还请了米卢等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再加上电视煤体也播出了赴南美首批学员还算不错的生活，最终刘和平与苏新芳还是在合同书上签了字。
在随后的过程中，刘和平也曾害怕上当，因为在办护照时，他们收到的是一个叫乔瓦纳的女子，从智利圣地亚哥发来的旅游探亲邀请函，根本不是先前所说的公派函。另一点让他们感到不放心的是，所有的款项不是打入公司的帐户，而是打到了一个叫袁立勇的私人帐户上，而且每个款项袁立勇只是以个人名义给张不正规的收据，飞机票2万元的收据还是随随便便的在一张纸上用手写成的。但最终对孩子成功的渴望，以及泛美亚先期漂亮的宣传，让刘和平他们打消了疑虑，如数交上了各项款项。
“虎子在海南的那2万元学费，我们就已经开始借债供他踢球，这笔债一下子也让我翻不过身来。为了凑齐他去南美的学费，我用买断的形式提前拿到了自己20年的退休金8万5千元，这还不够我们还要要向亲戚朋友借钱，几乎每个关系好的人都多多少少借给我们点钱。”苏新芳承认，在借钱的过程中，他们也碰了不少的钉子，不过为了刘杭鑫的踢球梦想，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算了算账，认为到智利留学四年花费十几万元钱，还算划算。关键是专家们为孩子规划的美好职业前程，让他们心动了。
总之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2002年初刘杭鑫拿到了出国的护照，经过近半年的拖拉，2002年8月2日，刘杭鑫一行11人踏上了去南美的飞机。也就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在泛美亚公司的强烈要求下，11个孩子的家长又都交了一笔孩子在南美的零花钱给公司，其中刘和平交了1200美金。而刘杭鑫在出国前，除了随身的行李外，身上只剩下母亲偷偷塞给他的2000美金。
“2002年3月我们收到了亚民被允许留学的通知，在又交了5万元钱之后终于成行，但到了北京又通知要再交8千美元作为孩子的零花钱，并由翻译统一掌管，这些我们也能理解，毕竟孩子还小不会计划。可是突然通知留学地点改为乌拉圭我们就接受不了了。对此，泛美亚的人解释说，我们这批球员占了个大便宜，乌拉圭足球比智利强多了，两次夺过世界杯。如果不去也可以，以前交的钱就算支持中国足球了。没办法，我们只能认命。再说，米卢都为孩子们送行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郭晓马很无奈的说。
在乌拉圭我们活在地狱
从被选上到前往南美，刘杭鑫的心情一直都很兴奋，虽然最后的目的地并不是刚开始的智利，但曾培养出弗朗西斯科利的乌拉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经过长时间的旅途奔波，当地时间2002年8月3日刘杭鑫抵达了乌拉圭，与住在PASO渡假村的前几批队员会合，此时赴南美的学习的球员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52人。
赴乌初期
″喜报″换来妈妈笑脸
“实际上，在刘杭鑫他们抵达乌拉圭之前，渡假村的生活水平就已经开始恶化了。”作为第二批前往南美的学员，郭亚民是第一批抵达乌拉圭的。“我们刚去的时候?PASO渡假村的条件还算不错，因为当地是畜牧业国家，主食肉量供应比较充足。”但说到训练，队员们普遍都不满意，带队的教练其技术有时连队员们都不如，至于平时的交流赛都是拿厂矿和商店的业余队来充数。
郭家人对孩子到乌拉圭头两个月的情况还算满意，当年7月他们还收到了从海南基地转来的″南美喜报″，说是亚民当了队长，乌拉圭一个很有名的职业俱乐部已经盯上了他。看到孩子即将实现国际转会，成为明星，郭家寄起钱来越发无怨无悔了，就连对孩子出国持反对态度的亚民妈妈也有了笑脸。
初露″狰狞″
管理员监狱般的控制
随后的情况让郭亚民他们更感到愤怒，主要是因为管理员监狱般的控制。“在出国前我们的家人无论零花钱还是交通费都已经给了公司，但是到了乌拉圭他们却把我们的经费都给克扣了，就连生病去医院，车费也要我们自己掏，而且平时零花钱他们一次也就给个十几元人民币，连买日常用品都不够。”郭亚民苦笑着告诉记者，由于没钱理发，他们这些学员都是互相自己理发，他就曾经让队友用刮胡刀剃了一个光头。“更可恨的是，就连我们平时的日常用品公司也要揩笔油。我们住的地方街对面就有商店，但管理员却不让我们出去自己买，而是批发过来再卖给我们。在乌拉圭比索对美圆是18.3?1，而他们却说比价是16.8?1?从这方面吃差价。”
“我同屋住着五个人，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挨了打，有时候莫名其妙就让你自己抽自己10个耳光。”据郭亚民说，为了不让国内知道这里的真实情况，每个队员一个月只有1次打电话的机会，而且每次打电话旁边都要有管理员听着，生怕你会说出什么不利的话来。
郭亚民的父母此时也了解到一些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情况.“到了8月分，这电话就很难打通了，打通了一次是一个工作人员接的。他神神秘秘的小声对我说，‘快点想办法让孩子回国，我们没工资，球队没教练，孩子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就让亚民亲自对我讲，他开始不敢说实话，孩子知道他留学的钱是我们家要买房子的首付，他说他能坚持，我也鼓励他坚持下去。”郭晓马越来越担心孩子在国外的处境了。
最难时刻
没水没电还被打的头破血流
“没想到我们留下来的这批人命运会这样惨。”刘杭鑫说，在郭亚民等人走后，集训队在乌拉圭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化，队员们不仅有时会被房东赶出房子，连训练场也经常被禁止入内。“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训练中，我也曾告诉自己。来乌拉圭是来提高踢球技艺的，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但大多数时间，我又会觉得心中空空档档的。“在郁闷中，上网与父母聊天成了刘杭鑫惟一的乐趣，虽然很多事情都没敢说实话，但至少心中也有了安慰。“为了我，家里已经付出了很多，虽然父母也曾让我回来，但我总觉得半途而废对不起他们。”
就这样在坚持和苦闷中，2003年的8月，小队员们遇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先是桌子、电视和凳子被房东搬走，我们吃饭只能站着吃。接着水电也没了，由于找不到水，我曾经两、三天没有刷牙洗脸。这时管理我们的蔺经理(张小雷的姨)就让我们在小镇上，挨家挨户去讨水，谁不去就没饭吃，我们两个小队员就因此被打的头破血流，最后裹着纱布，蹲在马路边啃面包。”据刘杭鑫说，干渴之下他们还曾接过雨水，而管理员就把雨水和干净的自来水混在一起，在一个洗衣服的桶里给他们泡所谓的果汁喝。“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破裂的自来水管，才解决了喝水的问题，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连洗澡带洗我的衣服。”回忆起乌拉圭最艰苦的那段生活，刘杭鑫是一脸的辛酸。
在把刘杭鑫顺利送上前往南美的飞机后，刘和平与苏新芳的心情也十分高兴。虽然为了孩子踢球，他们不仅倾家荡产，而且还背上了10多万的外债，但一想到孩子前途有望，两口也觉得值了。“十几万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可是笔沉重的负担，我已经提前内退了，他爸爸小职工一个。我有时也在想，假如将来孩子成名也就罢了，假如踢不出来呢？”苏新芳说，每当她晚上睡觉时一想到这儿，就一背的冷汗。“不过亲戚们也都说，去南美的机会难得，虎子也算赶上好时候了，因此最初两个月我心里还充满着希望。”第一次让苏新芳心里不舒服的是去年年底，由于郭亚民等人的回国，刘杭鑫也想回来，虽然家里已经知道了孩子手中拿不到零花钱，但在接到泛美亚公司的一封告平安信后，他们也坚持让“虎子”打消回国的念头。“接下来一年，我们拼命省钱还债，平时买菜都不考虑肉食，实在不行就到自己父母家解解馋，至于衣服也从来只是买20元左右的。”就在家里人拼命想办法还债的时候，通过上网，刘和平、苏新芳也渐渐知道了孩子在那的情况。虽然有时还不太相信，但打给海南基地的电话，对方总是语焉不详，让他们渐渐也起了疑心。真正使他们下决心让刘杭鑫回来的，是刘和平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法新社传到国内的消息，乌拉圭落难中国足球少年的悲惨描写，让这个充满希望的家庭惊待了。虽然家里的债务很重，但夫妻俩还是设法筹集了1500美金，通过国际电游汇到了刘杭鑫手中。在得知儿子12月24日回到北京的消息后，夫妻俩提前赶到了北京，当刘杭鑫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苏新芳再也忍不住，抱住儿子当场痛哭，这也是她为儿子踢足球所哭的第二次。
生活上的折磨倒在其次，最让队员们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由于经常拖欠当地人的房租，在小镇上乌拉圭留学的这帮队员已经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在大街上，那些乌拉圭的小孩说我们是骗子，骂得言语翻译过来，简直不堪入耳。”郭亚民睁圆了两眼反问记者，“你看我们像好打架的人吗？先别说我们人少，更何况不少小混混手里还有枪。不是被逼急了，我们也不会动手。”可即便这种情况，身为管理员的蔺经理不仅不想办法，解决纠纷保护队员们的安全，反而更以此为借口限制队员的自由。“她甚至告诉我们，不要说自己是哪人，别人问起来就说自己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屈辱，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在乌拉圭待下去已经没有意思。
“最后父母给我寄来的这1500美金，使我最终能够回来。而现在在乌拉圭还有十几个队员没法回来。”谈到他们无法回国的原因，刘杭鑫介绍说，他们有的是父母仍被泛美亚公司蒙在鼓里，不相信自己孩子说的话。而有的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让他们回来，像广西的一个队员他四年培训的费用都是家里东拼西凑借的，现在哪有钱再让他回来，只能自己在乌拉圭忍下去。“我们这些回到国内的队员，还是很关心他们的情况，现在一直在上网联系，但也只能到这一步了。”来迎接刘杭鑫的郭亚民很无奈的说。
中国少足落难真相揭秘
中国少年球员在乌拉圭落难情况被曝光后，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新华社记者找到了解这次球员出国内幕，并与球队在智利和乌拉圭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目前仍在乌拉圭的投资方代表A先生。打着“足球希望工程”名义立项
A先生是北京证通投资公司董事长和下属沈阳证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说，2001年上半年，泛美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小雷找到他，向他推荐“足球留学”项目，张小雷介绍，建立少年球员海外训练基地是中国青少年“足球希望工程”的一个项目，已得到中国足协青少部的认可。于是，A先生与泛美亚签订合作协议，由北京和沈阳证通投资公司分5期向泛美亚共投资420万元人民币，投资回报双方共享。
在资金到位后，泛美亚扩建了海南少年球员训练基地，并在全国著名媒体大做广告，招收出国少年球员。从智利落荒而逃
中国第一批11名少年球员于2001年8月满怀希望开赴智利“取经”。智利的合作方是潘乔，他是米卢的智利朋友胡利奥的朋友，早年曾在智利西班牙联盟俱乐部踢球。为了与泛美亚联合办学，潘乔注册了一家足球学校。泛美亚就是与这家足球学校签订训练合同的，并付给他每月1000美元工资，外加场地费和训练费。由于随队翻译从中捣鬼，泛美亚与潘乔签订的是两个不同版本的合同。中文版本说，中国球队是与智利西班牙联盟俱乐部签订训练合同，西班牙文版本明确规定是与潘乔足球学校联合组织球员训练。事实上，中国少年球员与智利西班牙联盟俱乐部毫无关系。
开始，潘乔聘请了一名20多岁毫无经验的当地人指导小球员练球，偶尔也组织当地一些非常不起眼的小球队与中国球员切磋技术。但是，球队领导欺骗孩子们说是参加了智利第几线的联赛。只要与外单位进行一次练球，领导就要向每位球员收一定数量的所谓联赛费。后来，泛美亚打到智利的资金太少，使得管理人员长期领不到工资，球员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差。
球队收不到公司的款项，首先停发潘乔的工资，然后进一步克扣球员伙食。潘乔与球队领导层的冲突日益尖锐，最后闹到不愿继续向西班牙联盟俱乐部交纳场地租金、拒绝帮助球员续办签证、辞掉智利教练员的地步。结果，球员不能走进西班牙联盟队场地半步，而且签证也已过期。球队在智利已是寸步难行。
球队只好请人帮忙补办了签证，于5月1日落荒逃离智利，转到乌拉圭弗洛里达省的一个原水库工棚、后来改为自来水公司的所谓度假村。
A先生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张小雷挪用资金造成的。张小雷用这笔资金给原妻购买了住房，后来又在海南给情人买了房子，而且自己出手大方，挥霍无度，应酬打点费用高昂，结果公司坐吃山空。故伎重演
A先生说，他们到乌拉圭后，随队翻译如法炮制，又和内尔松签了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书。球队每月应该交给内尔松10800美元，内尔松负责租房，提供场地和2名教练员，另外组织与当地球队一起训练。
2002年6～7月份，张小雷派他的二姨蔺彗云和一位姓韩的先生到球队来负责管理工作。蔺推行的是武力政策，收买一批球员对付另一批球员，动不动就打人。
开始，球队还能按时向内尔松支付费用，后来发现内尔松付的房租只有2800美元，大呼上当，从此月月赖账。内尔松大为光火，也就停付房租。去年11月，忍无可忍的度假村管理人员把中国球员赶了出来。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蔺女士带领球员转移到蒙得维的亚北面石头城郊外。这里的房租是每月2000美元。因为资金问题，球队8个月不交房租，房东气愤不过，4个月前把这所房子的水电全部停掉，使得中国少年球员落得如此悲惨结局。
如果不是12月1日蔺女士的打手们再次动粗，把一名广东球员打伤引发仗义的邻居报案，中国球员会继续在这“人间地狱”中煎熬。
A先生说，本来“足球留学”是件不错的事，但被泛美亚搞得一塌糊涂，感到很遗憾。他作为投资方，自己的资金打了水漂也很心疼。
四川少年胡琨：
我愿做证
胡琨，乌拉圭民族俱乐部的正式签约球员。在识破泛美亚公司的骗局后，他独自一人来到民族俱乐部试训，并最终成为四川第一位效力于南美职业联赛的球员，这也是泛美亚公司口中那位惟一的签约成功人员。
此次回国，他带回了大量泛美亚公司虐待小球员的照片，希望能帮助队友和自己。
胡琨是2002年5月抵达乌拉圭的。当时和泛美亚公司的协议是留学乌拉圭两年的合同，当时共总交纳了3万元的保证金、4万元的首年学费以及1.8万元的往返机票钱。“抵达乌拉圭后，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胡恩杜俱乐部学习了两个月，开始还有教练带着训练，生活上的困难也能够克服。但没过多久，也就是‘老姨’来了乌拉圭之后，整个生活和训练每况愈下，最后完全乱成一团。”胡琨说。
这次回国，胡琨带回了很多照片，还有乌拉圭电视台的采访，这些都让他们揭露泛美亚公司的混乱操作有了更多的证据。“公司在乌拉圭造成的国际影响太坏了。乌拉圭的电视台进行曝光之后，我每次坐公交车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石头城的人都在议论，中国人怎么这么坏，坏到自己人虐待自己人。”“我愿意站出来，和队友一起揭露泛美亚公司，我也愿意把手里所有的证据提供给相关人士。”
“离开泛美亚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如果对张小雷还抱着幻想，我现在肯定还在乌拉圭流浪。”“在乌拉圭待了9个月后，我对公司彻底死心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学到什么东西，我想到自己出去找俱乐部试训。当时我是孤注一掷，没想到最后还成功了。”胡琨在谈起自己的近况时，显得非常乐观。
胡琨只身从石头城去了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他认识了乌拉圭足协的工作人员、50多岁的丹尼斯，丹尼斯将他介绍到乌拉圭顶级的民族俱乐部。
猛醒
从2002年4月到12月，郭亚民在乌拉圭度过了仅仅8个月，却整整掉了20斤肉。“虽然最终我没能顶住逃了回来，但当我回到郑州的第一天，我没脸走进家门，而是在外面流浪了一晚才最终回家。为了我的踢球梦想，家里竭尽所能，可结果却是这样。”郭亚民告诉记者，为此哥俩没少打架。“在从乌拉圭回来后我们又打了，但事后我觉得心中有愧，我对不起付出了这么多的家人。”
郭亚民说，联赛他最爱看的就是西甲，以前力量不是很足的他，一心想做一个技术型的球员，但现在什么都结束了。“在回郑州之后，我好几个月都没有踢球，也没有看一场球赛。每当一看到足球，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在乌拉圭的历历往事，随之而来的就是胃疼。”至于他的足球梦想，郭亚民悲观的说，他已经是快20的人了，他昔日在河南省体校的队友很多已经在建业二队，而自己却是一个几乎一年没着球的人，对于足球他心已冷，家里也没有更多的钱再去浪费。“这一年里，我曾经去深圳那里打过工，也有一段时间没了目标，我现在还没有想过今后倒底该怎么办。”看得出，郭亚民对自己的足球之路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乌拉圭已经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恶梦。
与郭亚民相比，年纪更小的刘杭鑫今后可选择的余地要更大些，不过年少的他所受的打击也更深。虽然有父母陪在身边，但他依然还是没能走出心理的阴影，一提到足球他只有默默的摇头。“我已经有一年没有看过AC米兰的比赛了。”以前教练眼中，脚法秀丽，头脑灵活的左前锋，已经没了往日的自信，此时父母的关怀，就成了刘杭鑫最大的避风港。“我们打算先让孩子休息一段时间，至于以后干什么还以虎子为主。如果他想上学，我们就请个家教补习一下这几年拉下的功课，假如他还想踢球，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刘和平说，刘杭鑫现在还小，虽然乌拉圭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但反过来说未免不是一种财富，有了这个经历后，今后“虎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从容应对。“我们会慢慢让孩子恢复以往的自信，甚至让他重新燃起对足球的渴望。”对此，刘和平与苏新芳还是很有信心的。
谈到这次事件的另外一方泛美亚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无论郭亚民还是刘杭鑫一家都表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至少也要在法庭上讨个说法。“出了这么大的事，连给孩子家长打个电话都没有，他是怎么做甲方责任人的。”据刘和平介绍，在双方签了前往乌拉圭的合同后，他们向海南方面催了一年了都没有见到合同的反还本，要不是他们事先留了一个心眼，自己复印了一份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这次徐磊的父亲一打电话，我也觉得是到了所有受害家庭站出来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也不是自说自话，在法庭上我们也会拿出有利的证据。”刘和平说在看了，孩子们从乌拉圭带回来的证据后，几个家长都愤怒了，有个被打孩子的姐姐立刻就失声痛苦，“泛美亚公司的人简直没有良知，能这样对待这么小的孩子吗？”苏新芳说，看着孩子们大冬天在一个下水道一样的地方洗澡，她也感到浑身发寒。“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家长都会汇集在一起，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办，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以后的孩子身上。”而郭亚民也表示，他的父亲在下次也会与所有家长一起，与泛美亚公司对簿公堂。
在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下，一场集团诉讼在所难免。为了让读者更清楚这场诉讼的前景，我们请来了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单位开物律师事务所的董彬律师来探讨“中国少年球员落难乌拉圭事件”的是是非非。
郑州晚报：现在许多专家都在探讨泛美亚公司与球员监护人签订的合同是否是无效合同的问题，您的看法呢？
董彬：新的《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界定越来越严，以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签订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是当然的无效合同；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是法人或者自然人，认为合同有失公平的，可以在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变更。
现在看来，这些学员的监护人已经过了主张这方面权力的时效。虽然，这份合同的留学地点、留学起止时间和泛美亚作为甲方的义务都是空白，但毕竟留学的事情已经成了事实，不能简单的说这是一份无效合同。实际上这份合同是否无效与球员监护人主张的民事赔偿关系不大，因为即便是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认定泛美亚的承诺，譬如国内外少年足球队员培养所必须具备的软环境和硬性条件。
郑州晚报：只有把承诺搞清楚了，才能够界定违约的程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有一份泛美亚的招生简章，可以成为泛美亚承诺的合同要件吗？
董彬：合同上没有明确这个简章是其必然的附件，但由于泛美亚在这次民事行为中的义务空白，法院可以认定是一份甲方作过承诺的证据。
郑州晚报：泛美亚有一则声明，说是球员的监护人已经默认了更改留学地点，既然默认，就不存在违约问题？
董彬：如果不是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协商决定的，譬如采取不退费用等胁迫手段或者语言来使球员监护人改变态度的，仍然可以视作泛美亚违约在先。
郑州晚报：在这份招生简章里，泛美亚说“对特别有发展前途的球员，免费送到南美培养”，而一位孩子当了队长的家长认为这就是优秀，可是他们没被免去一分钱。这也是一种违约行为，可以这样理解吗？
董彬：这里面有一个公平操作的问题，譬如请有公众影响力的第三方来对球员的训练和比赛进行事先的评判，如果泛美亚有足够多被业内人士认可的足球专家，也可以自己鉴定，问题的关键是“事先”，如果自认为很优秀的孩子没有被他们认可，需要自费留学，还可以到别处去寻找被其他俱乐部认可的机会。
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对待以这种由头来吸引学生的各类培训机构，只要你的事先界定主张不被尊重，它十有八九就是没有诚意的由头，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郑州晚报：昨天我们的报道见报后，有不少读者来电话要求追究泛美亚公司的刑事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董彬：关于培训质量诉讼方面的案例还真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事务所也都在关注这个案子。从新华社的报道看，2002年5月泛美亚在南美的基地就已经失去了球员成长甚至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基础，可是他们还要在当年8月把第四批孩子往那里送，这的确有蒙蔽当事人的主观故意，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有可能，但要有球员的监护人先到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后，以法律来界定，最后由法院来裁判。
郑州晚报：我接触了两位河南球员的家长，他们有一个共识：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挣钱为父母，更为儿女。他们能够容忍自己的血汗钱被骗，但不能容忍孩子的前程被耽误，所以一定会主张一个很高的精神损害赔偿，您认为每名球员主张多少是一个合适的标的，对这起诉讼，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建议？
董彬：关于教育质量方面的诉讼案例很少，这也是我们更加关注这个案子法院对于球员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判决。
说实话，对于人才培养上的过失很难用现行法律来做货币式的量化。你要是以进入职业队、转会身价百万甚至千万来衡量，这损失就大了，可是法律更多的是认可已经形成的损害事实。所以我还是建议在精神损害赔偿上家长们要冷静，要有一个合理主张。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球员的家长们，赶快进行诉前保全措施，以免被告转移账面资金和出卖固定资产，我们都不想看到为了孩子的足球前程而已经负重很多了的这些家长“赢了官司赢不了权利”。再就是要在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不要让人钻了不团结的空子。
郑州晚报：我了解到许多家长的法律意识并不强，不少家长甚至没有签过合同。但他们还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先把当事人抓起来，然后再进行民事索赔更放心一点。请你就这些证据，琢磨一下可能性？
董彬：这家公司是经营行为，不是政府许可的公益活动，这十几万的款子收了，开的都是收据，不是正规的发票。这种行为就是逃税，如果家长们把所有的收据收集起来向海南省税务部门举报，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额，逃税行为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晓庆案子不就是这样吗？问题的关键是要赶快举报！
就这个案子来看，如果当事人被政府以逃税行为控制起来，最起码不会给他们转移资产、销毁账目留下时间，对民事诉讼肯定是有好处的。
董彬最后忠告，规范和透明是改进足球留学的关键。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必须肩负起这个责任。为类似于泛美亚这样的中介机构设定门槛，然后把他们在国外的训练条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家长要冷静对待足球留学，要把合同的细节细致到每周几堂训练课、每顿吃什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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