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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16日09:56

没有了希望就没了恐惧 重读悲剧典范戚务生

胡欣


  提到十强赛必然想到戚务生。距离这届十强赛还有8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4年前的十强赛,也想起了戚务生。

    倔强的大戚

    1999年底,梁天导演了一部贺岁片,剧中有这样两句经典对话:  

    记者:“请问你对今天的失败应该负什么责任?”

    “我负我应该负的责任!”那教练一脸严肃,异样镇定,记者群开始骚动。

    记者:“你是否已考虑过下课问题?”

    “我是国家干部,这个问题由组织决定!”

    影片像一颗炸弹一样击中了我的脑袋,一时间我的思维系统产生了瞬间紊乱,似乎已分不清哪是剧情哪是我的记忆。

    我一边又不由得回忆起那个灰色的早晨。1997年11月13日,来自中国每一个角落的记者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大连开发区东方宾馆的会议厅,如丧考妣,我想每一个人的心里一定都同时奏着哀乐,不然大家的表情和步伐为何竟这般相似?——那天凌晨,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十强赛小组赛全部结束了,中国队积11分,仅比小组第二名伊朗队少1分,丧失了附加赛的资格,也就是说戚家军刚刚被验明正身判了死刑。

    大戚其人很倔强,也就是说从不会卖乖,得便宜时不卖乖,触霉头时一样不卖乖。

    当时我坐在记者席的最后一排,背后是洞开的大门,秋天的海风瑟瑟吹进了这家四星级宾馆的会议室,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张吉龙坐在我的左首边,脸上虽然看不出沮丧,但他不时地在座椅里扭动身子调换坐姿,似乎已有了一点不安的预感。

    “我是国家干部……”大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突然说。

    啊,大戚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一句错误的话。

    “完了!”我在下面暗自为大戚惋惜,明天报纸的头版标题已经从大戚的嘴中念出来了,而它又会像风一样在全国球迷中迅速流传开来。人们此刻绝不会有兴致去记下王俊生刚刚念过的“十强赛十大经验”,大戚这一句话足以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靶心。(我此时还没想到三年后竟它成了一部电影的台词)我后来想,大戚为什么一点“不识时务”,说一句类似“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的话、或者在镜头前鞠一躬说句“对不起大家了”?那样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但我也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大戚。我设计的表白方式既不符合大戚的性格,也不符合中国的足球文化。也许215天没有放假休息过的大戚此时分寸已乱。

    散会时,站在门外的张恩华拉住我的同事张锦桥,一再追问:“你怎么在报纸上说我在主场对伊朗那场比赛上紧张了呢,我没紧张,真的……”我在一边听到这句话时不禁苦笑,我想起这是一位国家队教练当时说“黑子”有点紧张。可这种争论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语言的禁区

    我从来没有说大戚是一个英雄,但我要诚实地说,他起码算是一个硬汉。当时,十强赛失利后在他面前晃动的手指像树林一样,而谴责的唾液也似一阵雨降,大戚却还腰板挺直,神态冷漠,不动声色。败军之将不假,但如果心理盛点儿温情的话,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当今中国还有谁比他挨过的骂更多呢?虽然当时“骂”得似乎总有道理,但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回想,大多的骂虽点名道姓“戚务生”,但无疑只是“看似私怨、实为公仇”罢了,“公仇”当然就是中国足球,那时人们已经把中国足球抽象化成了“戚务生”,骂他就约等于批判中国足球……然而我现在想,那是总有一些不够公平的,因为凭他一个人显然既救不了也害不了中国足球,这是稍微唯物一点就可以得出的结论。

    以我跟大戚后来的几次接触可以看出,这一阵骂,可以说是大戚大半生来遭到的最大一次打击,我不敢说大戚因之心理产生了裂变,但大戚心头确实从此郁闷难消,甚至有一段时间对谈论足球都产生了一种恶心。

    1999年大戚率领云南红塔队来沈阳和海狮队打足协杯,住在金都饭店,我和另一位同事去看他,红塔队刚训练回来,他领着我们进到他的房间里,看起来他很愉快,递烟拿矿泉水,坐在椅子里脱掉球鞋和袜子,从大旅行包里拿出一双圆口布鞋,看到我们的眼神他乐了:“是啊,还是穿不惯皮鞋。”

    “咳,1997年只差一分啊。”我的同事说。大戚沉吟了一刻,“哦……一分。”他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红塔队怎么样?”我们问。闻听此言,大戚突然变得很激动,这一回他丝毫没做隐藏,“今天是朋友会面,谈什么都好,千万别谈足球了。”谈话开始出现空白,大戚恢复了平静,找到了新话题,“沈阳我可是好久没来了,变化可真大啊,一座重工业城市,听说有不少工人下岗了?我的一个亲戚前些天告诉我他也下岗了……”

    几年来,我认识的所有记者都告诉我,大戚根本不谈足球了,而十强赛话题更是成了他的“绝对禁区”。

    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鲁迅的话总是这样精辟。所以我们也没道理要求大戚太多是吧。

    初识戚务生

    王俊生对大戚的评价是有心劲儿,能吃苦,有拼搏到底的精神,从我对大戚的多次专访中所见所闻,我觉得这个评价比较中肯。

    1997年五月来临的时候,戚务生就要带领中国队远赴西亚,开始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代表一个民族为上个世纪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冲击而战。

    那时正赶上《球报》下期报纸要从8版扩成16版,编辑部定好下期报纸的头题作戚务生的专访,于是领导便指派副总编杨廷彬带着我上路了。老杨跟大戚私交甚笃,他告诉我,大戚并非总是很严厉,有时他甚至相当温和,一路上老杨还向我讲了很多大戚的轶事,比如他平时确实很爱酒,好久以前一次和老杨喝酒,大戚喝下了一瓶白酒和四瓶啤酒,到微醉时说了一些有趣的醉话,老杨学得惟妙惟肖。我放心了,这样才正常。

    到了北京,大戚的手机关着,一时联系不上,西山又进不去。老杨说,走,去大戚家。

    大概在北京东四块玉的一条胡同里,经过一个渔具商店,是国家体委的家属楼。正是清晨,许多人手里拿着油条走进院子,敲开一座灰色楼房五楼的一个单元,大戚的爱人迎出来。屋子不大但布置古雅,旅游纪念品和奖杯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大戚回北京都七天了,好长时间没见他了,可他就不回来,说是队里有纪律,自己不带头执行就没法管理球队了。”戚夫人特别爱谈他们的独子,“他叫戚震,是唐山大地震那一年生的,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名,现在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校田径队里,跟我年轻时一样跑百米。”(后来我从新华社摄影记者罗更前手里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一个小伙子,腰上绑着一个大汽车轮胎在跑步,老罗说这就是戚震了。)戚夫人送我们下楼,指着对面一楼的一扇窗户说,那就是刘国江刘导的家。

    终于联系上了大戚,他把我们带进了西山宾馆他的房间。

    第一次采访大戚,发现他沉默寡言,说话声音比较小,而且总是深思熟虑的样子,可以说不善言谈。但凭着第六感,我当时的印象是虽然外表冷峻,然而他的胸中却又有一颗炽热的心,起码那时是这样,但他努力克制,小心翼翼不表达出来。他非常非常渴望成功,不过越这样他越是总被捉弄,命运之神一次次把苦酒偷偷地倒入他举起的酒杯里面。

    当时张效瑞膝伤严重,已到无法训练的地步,在平时训练时,我们只见他在训练场边一个人乐呵呵地颠球,但谁知他在背后有多苦闷?大戚向我们道出了实情,他说:“这小鬼其实要强得很,我就亲眼看见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急得直哭,唉。”当时大戚脸上那种格外痛惜的表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戚务生,仅从这一个小小细节,我就感到大戚和他手下这些球员其实也很有人情味儿,在他们公开示人的冷冰冰的外表下,每个人的内心里面也都有一种柔弱,都有七情六欲,“神秘的”国家队其实也只不过是由一大群年轻的和几个年老的平凡人组成,但因为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所以他们比常人更敏感,更善于忍耐和掩饰。

    中韩对抗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当然又输了,足协那时很反感媒体提出来的“恐韩”说,有些国脚也公开否认它的存在,大戚这一回却很是坦白,他点上一枝三五烟兴奋地说:“上场比赛对韩国,由‘恐’到‘拼’的转变,有目共睹啊,维拉潘赛后对我说,‘中国队进步很快,跟韩国打场面上都很好看。’”看得出,那时大戚对即将到来的小组赛乃至十强赛都是满怀信心的。

    我们回到沈阳写出了一篇文章《破译戚帅出师表》。

    难忘的两次专访

    大戚指挥的国家队确实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与新闻界隔绝,甚至当时有人评论国家队说,“好像冷战时期的严酷年代,一切都是秘密。”在此期间,我数次对大戚做过专访,记得最清晰的有两次。

    大戚那一段对大多数媒体采取不合作政策。16日在广州天河体育场的场边,大戚却欣然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他在详细地向我讲述了“压迫式打法”的内涵后,着重谈了王涛离队问题,他非常气愤地说,“王涛不是条好汉,他是一个逃兵,别想再进国家队,国家队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后来这件事影响很大,被称为“王涛事件”。

    另一次难忘的采访是在十强赛中国队首场2:4负于伊朗队后,我本想在赛后立刻采访大戚,但当时国家队驻地东方宾馆已经乱成一锅粥,上千球迷正在试图冲进宾馆,许多球迷打着赤膊,“王俊生、戚务生下台”、“足协解散”,口号声南腔北调,显然这些球迷来自天南海北。警察围出四道警戒线,警灯刺破夜空,赛后已经三个小时了,但是显然这场对峙才刚刚开始。我只好撤了。

    第二天中午,我给大戚打电话,很意外,电话线那边传来大戚异样平静的声音:“你来吧,我等你。”还是很意外,宾馆楼外一个球迷都不见了。坐电梯到六楼梯门一开,保安把我拦住,这时电梯对面的626房间门开了,大戚在向我招手。是一个套房,茶几上有一个大果盘,一点儿都没动,但两个大烟灰缸里装着满满的烟蒂。大戚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间三次有人进来喊他吃中饭都被他回绝了。我的那篇专访《大戚说个明明白白》有五千字。

    戚务生到底应当站在中国足球历史进程中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也许现在下结论依然为时尚早。

    所有历史都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短短四年,足协由王俊生(有消息说他现在正在“督领”大运会足球队)换成了阎世铎,国家队由戚务生换成了米卢,中间还有一个没带过国家队的中国队主帅霍顿。比一比戚务生和米卢,发现他们截然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大戚严格讲原则,老米随意重经验。

    四年后,其实米家军的骨架基本上还是戚家军的旧部,他们能开创出不同以往的历史吗?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了希望,那么,他也就没了恐惧。幸好,当十强赛在四年后又如期而至的时候,我和大多数人同时又感到了那么一点点恐惧。

《球报》 200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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