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青赛期间，坊间一时颇流行说青年。但青年怎么样？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就皱着眉头断言：“开口青年，闭口青年。但青年怎么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有闲着的，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虽然输了球，有些青年在阿根廷照样笑得极灿烂，好歹也是世界１６强了。可同样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却有四个沈阳青年正在大牢里“蹲着”呢。据说，他们在中青队的队友想起来很后怕：“要是我在国内，说不定也被拉出去喝酒了，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毕竟是青年人，说起话来没遮拦，一不小心就切中要害———其实中国足球向来是不乏好青年的，就怕有了好青年，全被坏环境给带坏了，于是到处都是“伤仲永”的故事。当年的李华筠、吴崇文，那也是和马拉多纳一样优秀的青年呀，转眼间就被忘记得一干二净。

    人之初性本善，中国足球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好青年，而在于没有一个培养好青年的环境。“孩子是怎样变坏的”一直是个等待着答案的命题，也许一个极普通的事例也能为我们提供寻找答案的可能性。

    一些在体校工作的朋友，他们屡屡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一、教练骂人；二、教练打人；三、学生学会了骂人；四、学生学会了打人；五、学生学会了抽烟；六、毛还没长全的学生们，训练完了一伙一伙坐在体校门口的大路边，冲着往来的漂亮女子吹口哨或吐唾沫。之后的事情不难想像，喝酒、打人、杀人，五毒俱全，什么事情都来了。沈阳“四君子”决不是特例，它只是中国足球培养体系的一种产物而已。

    这样的发现很有一种“环境决定论”的意味，我们大可以找出一些在体校健康成长终成国家栋梁“为国争光”的反例。以偏概全当然不对，但问题偏偏是中国的“好青年”往往领先外国的“好青年”一段时间，越到后来差距就越大。历届的中青队，似乎都有过不俗的成绩，但后来怎么样徐根宝心里恐怕也有数———徐指导最近很不是滋味地声称这届中青队根本没有如范志毅、郝海东之类的苗子，不妨反问一声：如果郝海东十几年前能送到德甲深造，那绝对不是今天的样子。

    青年总归有好有坏，有了好青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变坏，这才是最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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